新冠肺炎疫情之長期影響及新常態趨勢
發布日期：2020-08-04
日期： 2020/07/29
作者：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李淳 副執行長
文件編號： WTOepaper701
一、前言
目前除少數國家外，全球疫情有逐漸受控的趨勢，加上各國都祭出史無前例的紓困振興方案作為因應，同時疫苗亦已進入人體試驗階段，故短期雖然影響很大，但隨著疫情退去後經濟情勢應會逐步緩解。然而有些長期性影響也已開始浮現，使得「後新冠」時代全球經貿新局成為一個受到關注的課題。
許多關於「後新冠」世界秩序的討論，國際意見極為分歧；一派認為原本已經脆弱的全球化會更加式微，一派則指出武漢疫情正好凸顯國際合作的意義，比較確定的是全球化的定義及運作模式將從此改寫。本文以下以新冠肺炎對全球供應鏈以及商業模式二個面向分別探討可能的長期影響。
（一）疫情前已出現供應鏈縮短趨勢
過去30年來全球供應鏈架構越來越深化，分工（分包）網絡日趨複雜、衛星工廠及國家越來越多，供應鏈管理本身就已成為一種「營業秘密」，而台商在此一階段不斷勝出，很多時候正是靠供應鏈管理的know-how。然而專業分工越細，脆弱度也越高，致使一個環節出錯，整個鏈條就會停擺。
在疫情爆發前，World Bank及WTO等國際組織聯合出版之《2017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便指出2011~2015年間全球生產活動正出現幾個改變：（1）國內生產與傳統貿易生產比重上升；（2）簡單GVC（global value chains，全球價值鏈）與複雜GVC生產比重下降（3）以製造業而言，中美德等國與GVC有關的生產比重下降，而純粹國內生產與傳統貿易生產比重在上升；（4）複雜GVC的生產製程數目在減少，但國內生產、傳統貿易生產與簡單GVC的生產製程在增加[1]。亦即是，在以下因素的驅使下，全球生產網絡及製程開始萎縮，出現「在地生產、短鏈調整」現象[2]：
1. 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之製造業回流政策誘因，加速在地生產程度。
2. 海盜、朝鮮半島及南海等安全及地緣政治衝突，促使企業以分散供應來源、在地生產方式，提升供應鏈安全及改善脆弱度問題。
3. 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中間財自製率的提升，更多的中間財可以在其國內製造，對於跨境中間財貿易的需求減少；
4. 環保要求：歐盟碳足跡稅不利於過程的供應鏈。
5. 各種自動化、AI、3D列印等降低生產成本的科技突飛猛進，降低在地生產及短鏈生產的成本。
在美中貿易戰之前，企業及產業對這種趨勢的感受及領域各有不同；「在地生產、短鏈調整」對許多企業而言只是一種未來新知。在美中貿易戰從口水走向真槍實彈，科技戰也越演越烈後，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發現，不但供應鏈結構要重新檢視、移動才能避險，在地生產、短鏈調整可能已是無可迴避的問題。
（二）新冠肺炎彰顯供應鏈效率及韌性再平衡之重要性
武漢肺炎疫情導致中國大陸製造業接近停擺，再度凸現出供應鏈脆弱度及韌性的問題。基本上，這次危機彰顯出三個供應鏈脆弱的老問題，一是「國家集中」問題，一是「區域集中」問題，第三是低庫存。以台灣為例，80%的資通訊產能在中國大陸，LED生產也近5成，停機短期的大傷無法規避，事後怕元氣也要很久才能恢復。區域集中問題可以本田（Honda）汽車為例，其在中國大陸的合資企業「東風本田」3座工廠均集中在湖北武漢周邊，成為這次衝擊最大的外資汽車廠[3]。最後低庫存與「即時製造」（Just-in-Time manufacturing）過去為豐田生產模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TPS）的特色，優點為降低生產成本（或是成本移轉給供應商），缺點則為面對新冠肺炎之天災時便可能因下游無法供貨而導致整個生產線停擺[4]。
有國家、區域集中結構以及採用TPS生產的廠商，並非不了解集中度之風險及脆弱度問題，而是在傳統製造科技中，集中度及TPS往往能帶來顯著的規模經濟效益。面對陸續來到的在地生產、美中貿易戰及疫情衝擊，但強化供應鏈風險管控能力及韌性（resilience）已成為企業甚至一國經濟之關鍵改革重點；OECD將此改善稱之為「處理經濟挑戰之新方向」（New Approaches to Economic Challenges, NAEC） [5]。
供應鏈韌性可簡要定義為「特定系統面對無預期破壞干擾事件的調適及恢復能力」[6]。其中關鍵因素包含恢復之速度及恢復之程度。因而在後新冠時代之調整關鍵，並非完全放棄規模經濟及生產效率，而是調整尋求規模及韌性之間的平衡點。對此，OECD針對「處理經濟挑戰之新方向」指出，企業必須開始有以下的布局調整以強化韌性[7]：
1. 加速數位科技之轉型導入（Digital transformation）及對新生產科技的接受及了解，提升藉由大數據、AI及物聯網等科技對供應鏈管理、弱點及風險評估能力，以數據建立集中度及強化韌性及最適庫存之評估架構，以便客觀了解差異並支持做出決定。
2. 透過加速「去中心化、分散式」（De-Centralization and Distributed）供應鏈的布局規畫，以便在重要環節建立「防火牆」及其他「阻斷機制」，以避免一個環節的問題導致整體供應鏈之癱瘓。
3. 加速自動化生產速度，提升因應天災疾病等導致之干擾的恢復力。
4. 加速導入能夠支持分散式供應鏈的管理架構、資訊系統及管理人才。
在前述因素下，日本政府日前便宣布編列近2,435億日圓預算，用以補助將供應鏈自中國大陸遷離的日資企業。今（2020）年7月日本經產省已宣布第一批遷移企業，其中如夏普及Iris Ohyama等 57 家企業獲得總計574億日圓的補貼將生產線遷移回日本，另外30家公司也將獲得政府補助將工廠轉移到越南、緬甸、泰國或其他東南亞地區。
必須注意的是，對於頂層廠商（亦即如蘋果電腦、Walmart等下單的品牌或通路商）而言，面對供應鏈調整需求時有二個可能的解法，第一是「協力共生」，協助供應鏈各層級關鍵供應商進行前述生產及供應佈局調整，第二是「更換供應商」，直接尋找更多元且滿足前述韌性能力的替代供應來源[8]。對於台商而言，若要維持在供應鏈之參與地位，最佳選項當然是與頂層廠商建立「協力共生」關係，但同時亦須自我強化落實前述韌性機制的導入，以一方面建立與頂層業者之信任感，他方面亦可開發尋找新供應商業者之商機。
三、公衛及經濟安全考量下之供應鏈變遷趨勢
另一個與供應鏈變革有關之趨勢，則是基於公衛安全考量的供應鏈變遷。疫情擴散如此迅速，使得「公衛安全」（以及其他關鍵物資）及更廣泛的經濟安全議題受到各國廣泛的重視，對全球貿易及投資的衝擊難免。如同能源及糧食安全，現階段關於公衛安全的討論，也強調「自給率、戰略存量」等概念的討論。
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於2020年5月14日發布之聲明，便指出疫情反映出美國過度仰賴進口造成之衝擊，因此將重建美國對於醫衛產品之下世代戰略國家庫存（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SNS）機制，並將以在地化產能作為SNS之支柱，以降低對進口商品的仰賴[9]。在配套之行政命令中，川普總統授權「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DFC）執行長採取包含提供貸款在內之必要措施，建議能處理類似新冠肺炎事件所需戰略資源的國內生產能量，包括加強美國及其領土內的相關供應鏈之建立，以建立、維護，保護，擴展和恢復美國相關工業基礎能力。[10]事實上，澳洲、日本及歐盟國家均出現類似檢討思維。
糧食及能源安全的自給率制度相對清楚，公衛安全自給率的定義、範圍、對象及方式則還在醞釀階段。未來更可能出現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論者藉此理由重新包裝，並將這種自給率思維延伸擴大到其他所謂「戰略性產業」去。不管未來各國如何定義，任何自給率機制，都是一種排斥外國貨、外國人，與全球供應鏈背道而馳的制度，不利於跨境貿易與投資。
相反的，為因應新冠肺炎所帶來之全球及區域經濟封鎖及其衝擊，已有許多國家開始推動區域性合作機制，作為降低影響，加快恢復速度之基礎。例如由加拿大發起之「因應COVID-19部長及協調小組」（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Group on COVID-19, MCGC）便於4月中旬由巴西、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尼、義大利、墨西哥、摩洛哥、秘魯、南韓、新加坡、土耳其及英國貿易或經濟部長聯名發佈「維持必要全球連結共同聲明」（Declaration of the 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Group on COVID-19 on Maintaining Essential Global Links）[11]，宣布將推動在醫療、疫苗、物流運輸、貿易及其他領域之全球合作，並將持續推動自由貿易，並確保疫情管理措施滿足合比例、透明性及暫時性等要件，以符合WTO規範並降低對全球貿易之干擾[12]。此外，新加坡亦與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南韓貿易部長，另外針對加速恢復雙邊及區域人流及物流，確保供應鏈恢復運作之共同合作達成共識[13]。
四、低接觸經濟與數位貿易之興起
新冠疫情之影響層面的是全方位的，包括醫衛、經濟、心理及社會。而特別是在醫衛及心理巨大衝擊後，改變了從此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價值觀與消費行為。其中短期內因各種防疫措施導致企業及民眾在無被感染的安全情況下，才願意進行經濟消費活動的心理狀態，很可能成為長期性的永久趨勢。Board of Innovation 顧問公司歸納這些長期性改變包含[14]：
• 職場上減少員工之接觸、市場減少與消費者之實體接觸。
• 消費者及民眾減少任何與不特定對象之實體接觸、對產品及服務之衛生信任要求增加。
• 外帶服務需求大幅增加、電子支付（減少接觸貨幣）及遠距電商興起。
• 減少個人或工作長途旅行安排。
以上趨勢將帶動「低接觸經濟」（Low-touch Economy）之興起。所謂低接觸經濟，係指以「降低實體接觸、增進衛生安全」之考量所進行之生產、銷售、服務提供等調整。「低接觸經濟」意味著現有生產、服務等經濟活動之調整，亦代表新的商機出現。現有生產或服務之可能調整包含生產自動化、分散及遠距工作、無接觸銷售及服務（電商、外送、遠距教學、遠距醫療、無人商店）、提高社交距離（餐飲、交通運輸、電影娛樂、運動賽事等）及電子支付。
以電商為例，Board of Innovation 顧問公司分析發現，疫情前美國有超過1/3民眾從未利用過電商進行購物；疫情後上述「電商局外人」中，有25%因新冠疫情而開始使用電商購物。此外，遠距診斷醫療服務之需求亦會加速出現，並促使採用率之加速增長。
至於未來商機之出現方向，將受到生產、服務、政府法令及社會習慣等改變而決定其觸發程度及機會大小。例如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之空間重新設計以因應社交距離、無人商店之普及、遠距辦公設備租賃需求等。又未來因各種遠距互動科技普遍化，將出現「逆向教養」（Reversed parenting）社會現象，亦即年輕子女需教導健康相對脆弱（亦即低接觸需求高於子女）之年長父母，多利用這些新新科技服務來減少接觸風險。此一「逆向教養」趨勢，便可能帶動過去所不存在之商機，包含高齡IT教育訓練、遠端監測及支援、新金融保險商品等。
在此趨勢下，由於數位產品及數位服務本質上便屬於低甚至無接觸經濟活動，因而勢將成為低接觸經濟新模式中的核心發展支柱。同時基於低接觸以及網路不受國界限制之性質，低接觸數位商品及服務之提供者，有更多機會可以跨境方式提供，促進數位貿易之發展空間。
五、結語
相對於亞太各國，台灣的集中度問題可能不遑多讓，因而於疫情之前，由於美中貿易戰，台商供應鏈已有明顯遷移的趨勢。除回流臺灣外，台商一開始加速往東協各國分散。新冠肺炎後此一趨勢極可能會持續加速。事實上台灣雖屬生產成本偏高地區，但仍有供應鏈聚落完整、製造業人才充沛、基礎建設完整等許多其他國家所欠缺的優勢，因而除台商外，其餘外商亦可能將台灣作為選項。日本野村機構（Nomura）觀察2018年4月至2019年8月間在中國大陸進行供應鏈移轉的56家企業中之新據點，包含越南（26家）、泰國（8家）、印度（3家）、印尼（2家），但台灣也有11家，僅略低於越南，可見在這波跨國籍企業重新選定新投資定點時，不但是台商，臺灣也成為外國企業的選項之一，顯示我國投資生產及經營環境雖然成本較高，但仍有相當之競爭力。未來政府將持續以「投資台灣3大方案」為基礎，提升台商及外商在進行供應鏈轉型佈局時之選項，為臺灣帶來新一波投資浪潮。
此外，如何協助台商及外商供應鏈轉型及強化韌性，以及掌握低接觸經濟與數位貿易之商機，亦將成為下階段重點工作。例如透過各種現有機制（例如協助中小製造業數位智造升級轉型計畫），協助中小型企業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加速導入智慧製造及供應鏈管理能量，便具有新的重要性。此外，透過臺美、臺歐盟、臺日等雙邊對話合作機制，促成並深化台商與頂層廠商以「協力共生」，精神協助供應鏈各層級進行佈局調整，避免斷鏈風險，亦屬重點。
最後，亦須思考如何推動台灣成為本區域及全球「可信賴夥伴」，亦即除成功防疫經驗及產業實力組成「台灣隊」外，政府亦須尋求與主要市場建立「信任感聯盟機制（trust-based alliance）」，爭取台灣成為可信賴夥伴地位，方能在各國重視公衛安全之際成功爭取機會。
相關連結：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nid=126&pid=342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