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貿易戰到新秩序
發布日期：2025-09-01
1990年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雖促進區域內投資與供應鏈整合，但也導致製造業就業機會流失，加深工會與藍領階層的不滿。這股反全球化的聲音在 2008年金融危機後更加擴大，失業、收入停滯與貧富差距惡化，使得自由貿易在美國國內失去廣泛支持。川普政府執政後，這股情緒被推向高峰。他以「美國優先」為口號，對中國、歐盟及加拿大等貿易夥伴加徵高額關稅，認為只有透過施壓才能糾正長期以來的不公平競爭。這種強硬作法一方面回應了中西部與藍領選民的不滿，另一方面卻打破了自二戰以來美國推動多邊秩序的傳統。拜登政府雖然在外交語言上重視盟友合作，但在實際政策上卻延續甚至擴大了部分川普時期的措施，例如半導體出口管制與「降低對華依賴」的供應鏈重組。這顯示美國的貿易策略已不再以「全面自由化」為核心，而是朝向結合安全、科技與產業政策的複合戰略。
川普政府自2018年起對中國、歐盟、墨西哥與加拿大等主要貿易夥伴加徵關稅，開啟了二戰後規模最大的貿易戰。白宮當時的論述是「重建公平」；也就是希望透過提高外國商品成本，迫使製造業回流美國。然而，實際效果卻與預期大相逕庭。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美國對中國商品平均加徵 19.3% 的關稅，使美國進口商與消費者承擔了幾乎全部成本。例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報導，洗衣機價格在關稅後上漲約12%，間接推高乾衣機價格，即使後者未被課稅，但這也顯示關稅成本已迅速轉嫁到終端市場。
在就業面，川普政府聲稱關稅能挽救製造業，但數據顯示影響有限。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研究指出，雖然部分鋼鐵與鋁業出現短期新增就業，但整體製造業因報復性關稅與進口成本上升而受挫。例如，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加徵報復關稅，直接打擊美國大豆、玉米與豬肉出口，迫使政府在2018至2020年間提供超過28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USDA），而這筆「買單」最終由納稅人承擔。
此外，據《國際貨幣基金》（IMF）估計，中美貿易戰在 2019 年使全球 GDP 減少約 0.8%，美國國內投資意願下滑，企業供應鏈更趨分散化。拜登政府上台後並未取消主要關稅，而是將關稅與國家安全掛鉤；並在半導體與綠能領域，採取出口管制與補貼並行的策略。這使得美國經濟政策呈現「戰略保護主義」與「產業補貼」並行的格局。
這樣的經濟政策，也讓美中貿易戰持續挑戰二戰後由美國組建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這個後冷戰時代多邊貿易體系最重要的規則平台，原本肩負推動市場開放與爭端解決的角色，卻在過去十年間逐漸陷入癱瘓。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美國自2017 年開始阻撓任命上訴機構法官，導致 WTO 爭端解決機制於 2019 年幾近停擺。這使得各國在面對爭端時，愈來愈傾向透過雙邊或區域性協定解決，而非依賴多邊規則。
同時，中國以「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持續推動補貼與產業政策，也與以市場自由為基礎的 WTO 原則存在根本衝突。歐盟、日本與美國近年來雖試圖在 WTO 框架內提出改革方案，例如限制國有企業補貼、加強透明度，但因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反對，始終無法取得共識。結果是，全球貿易規則逐漸碎片化，區域協定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反而成為主要貿易互動平台。
這種碎片化趨勢預期將帶來雙重後果：一方面，區域性協定允許志同道合國家制定更高標準規則；另一方面，卻使全球體系更加複雜，形成「貿易拼盤」格局（spaghetti bowl）。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經濟合作的未來將更依賴靈活的多邊安排，而非單一統一的全球體系。
在多邊體系失靈的情況下，一種新的合作模式正在浮現，即「開放多邊主義」（open plurilateralism）。這種模式不同於傳統的普遍多邊規則，而是由一群「志願國家」組成的聯盟，在特定領域制定高標準規則，並保持對其他願意遵守規則國家的開放性。正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分析，這些「志願聯盟」可能是維持全球貿易秩序最務實的選擇。
具體實例包括《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雖然美國最終退出，但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國仍推動協議落實，並在數位貿易、勞工與環境標準方面制定了高於 WTO 的規則。《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即指出，英國於 2023 年正式加入 CPTPP，等若肯認了高標準區域貿易規則的必要性。另外，《日經新聞》（Nikkei Asia）的報導表示，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雖未包含傳統的市場開放條款，但著重於供應鏈安全、數位經濟與潔淨能源合作，反映出「選擇性合作」的新型態。
此外，據《彭博社》（Bloomberg）報導，在科技與國安領域，開放多邊主義同樣成為策略工具。以半導體供應鏈為例，美國、日本、荷蘭與台灣形成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正是為了限制中國取得先進製程技術，同時確保友好國家之間的產業互補。同樣地，歐盟也透過《歐盟晶片法案》（EU Chips Act）推動跨國合作，意在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透過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志願聯盟」的優勢在於其靈活性。它避免了像 WTO 一樣因成員數量龐大而導致的決策僵局，讓有共同利益的國家能更快回應挑戰；不過，這個志願聯盟顯著的缺點在於，容易造成制度碎片化。對美國而言，如何運用自身的科技優勢與資本市場，吸引盟友加入這些聯盟，將決定其能否在中美競爭中維持規則制定的主導權。
雖然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積極尋求「志願聯盟」與新的合作架構，但任何國際戰略若無法處理國內勞工的結構性挑戰，都將缺乏長遠的政治合法性。川普政府的關稅戰與拜登政府的產業政策，某種程度上都是對長期累積的「中國衝擊」的回應。根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News）的研究，1999 至 2011 年間，中國進入世界市場造成美國約 200 萬製造業工作消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指出，這些失業集中於中西部與南方的藍領社群，進而助長了民粹政治的興起。
然而，即使貿易壓力得到部分緩解，美國勞工仍將面臨人工智慧（AI）與自動化的衝擊。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預測，生成式 AI 的普及可能在未來十年重塑數千萬份工作，影響範圍甚至超過中國衝擊。《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也指出，低技能與中等技能的工作最容易被 AI 替代，尤其是客服、文書與基礎數據處理等領域。
這種挑戰要求美國政府在貿易與科技政策外，同時設計具體的「緩衝機制」。《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建議，美國應加強地區性產業投資，支持新興科技產業在傳統製造業城鎮落地，以減少失業帶來的地理不平衡。此外，提升勞工技能將是關鍵。從歐洲經驗顯示，大規模的「再培訓計畫」（reskilling programs）可以有效降低結構性失業風險，這或許能成為美國的借鏡。
因此，美國若要在國際上推動「開放多邊主義」，在國內則必須確保工人能在技術轉型中獲得支持。這意味著未來的政策不能僅止於關稅或補貼，而是需要結合教育、再培訓、社會安全網與地方經濟重建。只有如此，貿易與科技變革帶來的利益，才能真正轉化為可持續的社會支持基礎。
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正處於劇烈轉折，美國不再是單純的自由貿易倡議者，而是在保護主義、產業政策與志願聯盟之間尋求平衡。這一過程反映了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也回應了國內勞工對失業、收入不平等與 AI 衝擊的焦慮。無論是多邊體系的衰退，或是「開放多邊主義」的崛起，都凸顯出一個核心課題：如何在維護國際合作與競爭力的同時，確保美國工人與社區不再成為全球化與技術變革的犧牲品。唯有在內外兼顧的務實策略下，美國才能在新貿易時代中重建合法性與持續的領導力。
【由張華雄、劉又銓綜合報導，New York Times，2019年；IMF，2019年；Financial Times，2025年6月9日；Foreign Affairs，2023年；Nikkei Asia，2024年；Bloomberg，2023年2月25日；MIT News，2021年12月6日； The Economist，2025年6月12日；Brookings Institution，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