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權動搖，全球貿易新規則正在形成
發布日期：2025-09-08
回顧歷史，二戰後的美國在兩次全球經濟重整中都扮演關鍵角色。根據《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文章指出，1944 年，美國利用戰勝國的政經優勢，強力推動布列頓森林體系，建立以美元為核心、黃金為支撐的固定匯率。該體系在促進貿易與全球穩定方面卓有成效，同時也鞏固了美國作為全球經濟重心的地位。然而，制度雖具多邊色彩，本質上卻仍以美國利益為導向。1971年時，尼克森終止美元兌換黃金，徹底改變了全球貨幣秩序。初期，美國採取強硬單邊路線，但隨後財長George Shultz轉向國際合作，推動資本自由化與「圖書館小組」的誕生。「圖書館小組」是一個由美國、英國、法國、西德與日本的財長與央行總裁組成的非正式會議，得名於首次會晤地點在白宮的圖書館。該小組雖規模有限，卻為主要經濟體提供了對話與政策協調的平台。以此為基礎，最終演化為G7。這些制度創新顯示，美國在衝擊後仍選擇重建多邊協調框架，並透過制度化的高峰會，強化對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共同治理，同時鞏固其領導地位。
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美元至今仍是全球經濟的支柱，參與近九成的外匯交易，並佔全球 SWIFT 支付的一半以上。這為美國帶來三大優勢：更高的購買力與生活水準、金融制裁的有效武器，以及相對低廉的借貸成本。美元需求不僅支撐美國龐大的消費與進口能力，也迫使全球企業因結算需求而遵循美國制裁規範；同時，外國持續購買美元資產壓低了美國公債利率，使政府能以更低成本籌資。然而，隨著財政赤字擴張、貿易保護措施推進，以及外資疑慮升高，美元的主導地位正面臨更嚴峻挑戰。若美國持續削弱多邊合作與信任，其長期倚賴的金融優勢恐將反受侵蝕。
數十年來，美國去工業化造成中產階級收入停滯與就業流失，也暴露對中供應鏈的依賴。川普的關稅策略雖然凸顯這一結構性危機，但卻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美國在服務貿易領域依然保持巨額順差。根據《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的資料顯示，2024 年美國的服務貿易順差已接近 3000 億美元，從跨境支付、信用卡交易到人工智慧模型（如 ChatGPT、Claude 等），服務業展現出美國在數位經濟中的持續領導地位。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強調，再工業化與服務強化並非互斥，而是互補。先進製造業依賴高端技術與金融服務，而每一個製造業崗位又能帶動更多服務業崗位。經濟學家Enrico Moretti的研究指出，高科技製造業的乘數效應甚至可達「一個製造業崗位創造五個服務業崗位」。因此，美國需要以科技驅動的方式重建製造業，同時維護其服務業優勢。
然而，現行 WTO 在規範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方面表現乏力。《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指出，WTO「共識決」機制與爭端解決功能的癱瘓，使該組織無法因應補貼、產能過剩與非市場政策。近年來，中國透過巨額補貼發展新能源車、電信設備等產業，並將過剩產能輸出全球，重創歐美市場。《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歐盟已在2024年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額外關稅，試圖抵消不公平競爭。這種局勢使許多新興經濟體陷入困境，像是傳統「由低端製造走向高端」的發展路徑被中國產能壓縮，使尚未成長的本土產業就已被壓制。美國與其盟友若不及時建立新規則，將失去重塑秩序的主導權。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更隨即提醒，或許世界現在應該以「公平貿易關稅同盟」取代失能的WTO。其核心理念是，以成員資格與市場准入作為槓桿，獎勵遵守勞工、環境、法治與市場導向規範的國家；並且，對持續採取大規模補貼、傾銷或避稅策略的國家，施以差別化的貿易措施，以保護成員的產業基礎與就業。該同盟相關制度的設計要點則包括：成員門檻與差別待遇、多元且可執行的機制、精準工具箱（非單一關稅武器）以及有限的國安例外與供應鏈協調。
在會員資格方面，僅允許在勞工、環境、法治與市場規範（含稅基保護、反補貼透明化）方面達到高標準的國家加入；同時，採用「不達標者面臨差別化關稅（如5%以上），而若持續違規者將遭嚴厲限制」的懲罰機制。而達到部分標準的國家可被賦予過渡性待遇（如低幅保護性關稅），以鼓勵其逐步提升標準。更重要的是，以市場准入（或其限制）作為誘因，而非僅靠懲罰。
制度上，採多數決或加權投票（依 GDP、貿易量等）決策，並建立獨立的監測與爭端解決機制，避免因個別國家否決而使制度癱瘓。同時允許有限國安豁免，對半導體、軍工等核心領域採取補貼；但須透明並與同盟協調，避免各國以國安為名展開無限制補貼與產能競賽。最後，可借鑑OECD「全球最低稅賦」模式，引入差別化關稅、反補貼與反傾銷措施、供應鏈來源透明化規範、以及防止跨國企業透過避稅天堂移轉利潤的稅制協同，以在不過度推高消費者成本的情況下，針對性地矯正扭曲競爭。
儘管川普的單邊主義與公平貿易同盟構想在手段上存在差異，但兩者都關注再工業化與貿易平衡。在政治可行性與跨國支持中，部分共和黨傾向以強硬工具重振產業，而部分民主黨則強調以高勞工與環境標準為條件。據《歐盟執委會》表示，歐盟已開始對中國補貼產業祭出反制措施，為美歐合作提供更多可能性。《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也表示，公平貿易同盟並非永久排他，而是透過「先改革、後准入」的模式逐步擴張。像是對越南、孟加拉等國而言，只要遵守高標準，即可避開中國主導的供應鏈壓力，進入龐大的消費市場，並獲得升級機會。
全球貿易體系目前正處於「舊規則失能、新規則未成」的臨界點。川普式的「全面關稅戰」或許能在短期帶來政治紅利，但無法長久維繫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若美國能與盟友合作，共同推動以高標準為核心的公平貿易關稅同盟，不僅能重塑國際規則及維護盟友關係，還能保護自身產業並鞏固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並以制度力量引導中國等經濟體朝更公平的競爭規範靠攏，這將是美國引領第三次全球經濟重整的真正契機。若失之良機，全球經濟將可能分裂為多個相互競爭的圈層，而美國的制度性影響力與長期利益也將受損。
【由張華雄、劉又銓綜合報導，Foreign Affairs，2025年8月19日；2025年4月21日；Financial Times，2024年10月4日；2025年5月30日；USTR，2025年3月1日；2025年3月31日；Carnegie Endowment，2024年10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