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型貿易失衡」的制度性解方
發布日期：2025-12-08
近年來，國際貿易再次成為全球政治與經濟的核心議題。從貿易戰、關稅調整、供應鏈重組，到地緣政治帶來的新風險，各國的政策辯論多圍繞短期措施展開。然而，真正改變全球經濟結構、並推動國際關係日益緊張的根源，其實是長期存在但被忽視的「政策型貿易失衡」。也就是：匯率干預、出口補貼、壓抑內需的成長模式，以及政策性信貸等。這些都使國際貿易結果不再反映市場效率，而是政策效果的延伸。這類失衡一旦累積，不僅侵蝕自由貿易的基礎，更逐步強化各國採取「以鄰為壑」政策的誘因，讓全球體系陷入惡性循環。
在今日的國際經濟體系中，愈來愈多的順差就不再是企業自然競爭力的結果，而是政策導向的長期累積。政策型順差最典型的途徑即來自匯率操作。當一國壓低幣值，其出口即變得更便宜，進口則受抑。短期內提升出口、抑制進口，長期便形成制度化的順差。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的觀察顯示，中國與歐洲國家的貿易不平衡，部分即源於匯率的長期低估，使其出口商品在歐洲市場保持價格優勢，而歐洲本土產業卻面臨競爭壓力。這些措施看似提升了企業競爭力，實際上卻將調整成本轉嫁至他國，形成典型的「以鄰為壑」效果，使本國出口受益，但造成其他國家產業衰退與就業流失。
除了匯率，補貼與政策性信貸則是另一層面的結構性干預。許多政府透過貸款支持、出口補貼、稅賦優惠、基礎建設補助等方式降低企業的出口成本，使其在國際市場的價格不再反映真實投入。《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分析即指出，政策性補貼與貨幣措施對出口成長的貢獻甚至高於低工資本身。此即顯示，部分順差根本不是比較利益，而是政策塑造出來的競爭力。當此類政策以系統化方式持續累積，全球貿易便會逐漸失去互惠性；而逆差國將承受產業外移、薪資停滯與市場衰退的代價。
歐元區的案例即反映了典型的制度性失衡。由於成員國共享貨幣，各國喪失了透過匯率調整來修正經濟失衡的工具。在這樣的制度架構下，德國的出口優勢得以長期累積，形成巨額順差；而南歐等周邊國家則承受持續的逆差壓力，更因無法調整匯率而陷入產業空洞化、高失業率與投資衰退問題。這種失衡已不只是市場結果，而是在共同貨幣制度下被固化，難以透過市場力量自行修正。即便在 2024 年全球景氣下滑、出口減少的情況下，德國仍能維持龐大順差，就顯示這種制度因素，已成為影響貿易方向的核心，而非純粹的景氣循環。
美中貿易則是另一個全球化時代最典型的失衡案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國內製造業以低成本生產、政策性補貼與大規模產能擴張迅速崛起，使美國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的產業結構面臨劇烈衝擊。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估計，2001 至 2018 年間，美國因對中國貿易逆差擴大而流失約 370 萬個工作；而且多數是具備一定技術門檻的製造業職位。這些職位的消失，不僅使地方經濟衰退，也使美國整體薪資中位數停滯，並加劇社會不平等。更重要的是，這些產業轉移並非源自自然效率比較，而是政策性的成本差異，使全球分工逐漸從「效率導向」轉向「政策導向」。
即便在全球供應鏈分散化的當下，失衡仍未減弱。2025 年針對全球價值鏈的研究指出，即使疫情、地緣政治與去風險化政策迫使企業調整布局，「中國製造」仍鞏固自身在中間產品與關鍵製造環節的上游地位。許多看似「轉移」的供應鏈，只是將終端組裝轉往東南亞或南亞；但核心零組件與技術密集生產仍集中於中國，使全球供應鏈的集中度反而持續提升。這代表國際分工正逐漸朝向更不對稱的方向發展：少數國家在政策與規模優勢下掌握大量附加價值；但多數國家則被迫承擔低附加價值生產或去工業化的風險。
若現行制度不改變，這些由政策驅動的失衡將在全球層層外溢，後果將更為深遠。首先，全球製造能力將進一步集中於少數順差國，使其他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逐步弱化。《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也曾警告，如果政策型順差國持續擴張，而逆差國無法有效調整，逆差國的製造業占比在未來十年可能下降一成以上，造成工資停滯與就業減少。其次，供應鏈脆弱性也將上升。國際貨幣基金（IMF）指出，當逆差國高度依賴順差國的出口與中間產品供給時，國內經濟就更容易受到外部價格波動、供應中斷與金融波動的影響。再者，這種結構性失衡極易引發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當逆差國採取關稅、補貼與限制進口等措施自保時；順差國的反制將使貿易環境陷入惡性循環。《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評論也指出，若主要經濟體皆以追求順差最大化為目標，全球貿易將走向零和競爭，國際合作框架將愈加脆弱。
更根本的風險在於全球經濟的系統性脆弱性。當全球生產過度集中於少數出口主導國家，任何政策轉向或經濟震盪都可能引發全球性的連鎖反應。而且，全球供應鏈較十多年前更加集中，因此脆弱性只會更高。更何況，現行國際貿易制度對這類政策型干預缺乏有效的規範與矯正機制。傳統自由貿易框架主要針對關稅、技術性貿易障礙與貨物流動設計規；，但對匯率、人為壓低成本、政策性補貼以及內需壓抑等問題，卻無法進行有效規範與管理。要避免失衡持續累積，國際社會需要更新規則，使追求出口競爭力的國家同時承擔相應的內部調整成本。
其中一項改革方向，是以「平衡貿易」為核心理念的新架構。《世界銀行》（World Bank）就認為，若主要國家能提高政策透明度，並建立對非互惠措施的確實監管，全球摩擦即可下降，供應鏈也將能更具韌性。此外，《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相關研究報告亦提出，引入「自動調整機制」的構想，針對長期偏離平衡的貿易夥伴設定差異化措施，以促進調整政策。這不是懲罰，而是一種讓所有制度成員分擔調整責任的方式，使國際分工重新回到市場效率，而不是政策偏差。
新制度若要成功，也必須兼具彈性與透明度。各國在景氣循環或突發事件中，確實必須保有一定的政策空間；但所有調整，都應在透明規則與公開報告的基礎上進行，以避免隱形補貼或競爭扭曲。唯有如此，全球供應鏈才能減少因政策波動所引發的連鎖衝擊，整體制度也才能更具韌性。
綜合而言，政策型貿易順差與結構性失衡已成為全球貿易體系最深層的風險來源。無論是歐元區內部的制度性失衡，或美中貿易造成的產業移轉與供應鏈集中，皆顯示傳統的自由貿易制度已不足以應對新時代的經濟挑戰。《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即建議，要讓全球貿易在維持開放的同時不再累積失衡，國際社會必須建立更具互惠性、更透明且更能反映真實成本的規則。這不意味著限制貿易或壓抑成長；而是讓國際分工重新建立在健康、可持續且互惠的基礎之上。唯有如此，全球經濟才能在動盪的世界中獲得更穩定的未來。
【由張華雄、劉又銓綜合報導，Foreign Affairs，2025年11月17日；Financial Times，2025年5月26日； 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2025年4月21日；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24年11月29日；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22年8月29日；IMF，2023年4月；WB，2025年8月28日；PIIE，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