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關稅政策大變動：川普關稅戰下的跟隨者
發布日期：2025-12-30
2025年12月，墨西哥參議院通過一項引發全球關注的關稅改革法案，計畫自2026年起，對來自中國、印度、韓國、台灣及其他未與墨西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亞洲國家之進口商品，大幅調升關稅，最高稅率可達50%。調整範圍涵蓋汽車、零組件、鋼鐵、塑膠與紡織等約1,400項產品。墨西哥官方將此舉定調為「保護本地產業與刺激就業」，但《路透社》（Reuters）與《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均指出，這項政策更深層的動因，來自美國在貿易談判上的強硬施壓。尤其是在《美墨加協定》（USMCA）即將重新檢視的關鍵時間點，這項調整不僅改寫北美邊境的貿易格局，也象徵自由貿易體系在多邊架構之外的進一步分化。在美國持續對中國及其他貿易夥伴施加高關稅的背景下，盟友被迫採取類似措施，一種以保護主義為核心的「新貿易範本」正逐漸成形，其連鎖效應正在重塑全球供應鏈與國際經貿關係的基本規則。
這場關稅調整的核心背景，是USMCA即將於2026年迎來法定檢討期。依規定，三方必須一致同意才能延續現行架構，否則將轉為逐年審議，北美零關稅體系也面臨鬆動甚至瓦解的可能。據《金融時報》分析指出，美國已將供應鏈「去中國化」與貿易安全議題納入USMCA重談核心。關稅因此被視為迫使盟友配合的關鍵談判工具。過去一年，川普曾多次公開威脅，若盟友未在貿易與產業政策上與美國保持一致，將對其課徵新一輪關稅。而《路透社》也指出，這類關稅壓力並非僅針對中國，也涵蓋墨西哥、加拿大、印度等主要貿易夥伴。
在此背景下，墨西哥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經濟結構，使其承受的政治與經濟壓力尤為明顯。墨國約有八成製造業出口流向美國，汽車與零組件產業更深度嵌入北美供應鏈。任何USMCA架構的動搖，都可能直接衝擊當地就業與經濟穩定。因此，墨西哥選擇在USMCA重談前，主動調整關稅結構。某種程度上被解讀為，對美國釋出「政策協調」的訊號。《金融時報》更直言，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保護主義，而是「川普式貿易」的外溢效應。也就是，透過高關稅築起外部障礙，迫使供應鏈向經濟安全認可的方向重組。
在一篇由前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撰寫的評論中更進一步指出，墨西哥對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加徵關稅，象徵美國式貿易策略首次被盟友主動內化並付諸實行。其核心目的，在回應中國長期依賴出口與產業補貼所造成的市場扭曲。這套政策思維並非即興之舉，而是長期存在於白宮內部的意識形態設計。納瓦羅一貫主張，關稅與貿易障礙不僅是經濟工具，更是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的延伸。在此框架下，未能配合美國產業與安全目標的貿易夥伴，同樣可能被納入關稅壓力範圍。墨西哥此次的政策調整，正是這種觀點由美國國內向盟友外溢的具體展現。
然而，這項政策也帶來更高的成本。《路透社》指出，該政策下受影響的商品多為中間財與零組件。墨西哥製造業原本仰賴亞洲供應鏈所建立的成本優勢，將因關稅上調而被侵蝕。企業必須承擔更高的進口成本，並可能將部分負擔轉嫁至終端價格，增加通膨壓力。同時，供應鏈被迫重組，交期拉長、管理成本上升，也削弱墨西哥作為「進入美國市場製造基地」的吸引力。
對亞洲出口國而言，衝擊同樣深遠。根據《路透社》報導，印度出口商已公開表示，墨西哥關稅可能威脅約20億美元的出口規模，並促使印度政府主動提出與墨西哥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以對沖政策風險。這顯示，即便出口目的地並非美國，凡是透過墨西哥進行生產或轉出口的企業，也難以避開美國貿易政策的外溢衝擊。
墨西哥的案例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貿易秩序轉變的縮影。歐盟近年亦以反補貼與反傾銷為由，對中國電動車與鋼鐵產品加徵高額關稅，稅率最高可達40%以上。目標同樣是抵銷被認為來自國家補貼的不公平競爭。《金融時報》與《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均指出，西方經濟體正逐步以「友岸貿易＋關稅障礙」取代傳統自由貿易邏輯。
在這一波由美國主導、墨西哥配合的關稅調整中，台灣雖未被點名為主要對手，卻實際身處高風險區間。首先是半導體與電子零組件。台灣對墨西哥的直接出口規模有限，但大量關鍵零組件透過亞洲—墨西哥—美國的供應鏈路徑，嵌入北美汽車、工業設備與消費電子產品中。當墨西哥對未簽署FTA的亞洲國家課徵高關稅，這些「隱形出口」的成本將被重新計算，迫使下游客戶要求降價、轉移供應，或改向政治風險較低的來源。
其次，汽車零組件產業首當其衝。台灣長期是全球汽車電子與精密零組件的重要供應者，不少台廠透過墨西哥客戶，間接供應美國整車與Tier‑1廠商。《路透社》指出，汽車及其零組件正是墨西哥此次關稅調升的重點品項之一，將直接削弱亞洲供應商的價格競爭力。在USMCA框架下，美國對「區域原產」要求日益嚴格，關稅與制度門檻恐進一步迫使企業優先採用北美或FTA夥伴供應商，使台灣零組件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第三個風險來自轉單不確定性。過去幾年，台灣企業在中美貿易戰下，透過「中國製造—墨西哥組裝—美國出口」或「東南亞—墨西哥」模式分散風險。然而，墨西哥關稅政策的轉向，使這條避險路徑本身變得不再安全。《金融時報》指出，當關稅成為地緣政治工具，企業即使已完成產能轉移，也可能被迫再次調整布局，形成高昂的「二次轉移」成本。對資本規模有限、利潤率偏低的台灣中型製造商而言，這種反覆轉移的負擔尤其沉重。更長期而言，台灣面臨的是制度性排除風險：在「友岸貿易＋關稅障礙」體系下，是否具備FTA、是否被視為政治與安全上的可信夥伴，將直接影響企業能否留在主要供應鏈中。
【由張華雄、劉又銓綜合報導；Financial Times，2025年12月16日；Reuters，2025年3月25日，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15日；Al Jazeera，2025年7月31日；IMF，2025年12月14日；WTO，2025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