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內捲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發布日期：2026-09-07
隨著中國內需消費持續疲軟，許多中企正陷入削價競爭、利潤萎縮和產能過剩的困境。這種將企業生產推向極限，但利潤卻不斷縮減的過度競爭，在中國被稱為「內捲」（involution）。由於國內市場受限，不少中企便將過剩的產能轉投海外市場，這也造成了嚴重的傾銷和補貼問題，並引發全球反彈，讓北京不得不開始正視。
《日經亞洲》（Nikkei Asia）指出，全球各國的產業空洞化和失業挑戰正急劇升溫。德國財政部長Lars Klingbeil曾指控中國未遵循全球貿易規則，認為中國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國家補貼、強制合資等問題。亦有研究指出，由於中國工廠的產量遠超國內消費者的購買力，中企正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中國去（2025）年的全球貿易順差首度突破1兆美元，今（2026）年的貿易順差預計將刷新該紀錄。事實上，海外市場正成為中企的主要營收來源。中國官方數據指出，去年共有3,775家中國上市公司，海外營收達到12.38兆人民幣，占總營收高達22.7%，創下歷史新高。其中以電動車龍頭比亞迪、電子代工大廠立訊精密和家電巨頭美的集團最為顯著。而這些企業的海外營收占比，也相較於2019年大幅躍升。相關研究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太陽能電池、鋰電池和電動車三大產品的外銷出口額和去年同期比激增了52%，達到1,160億美元。
然而，即便中企獲得亮眼的海外營收成績，但實際的利潤成長仍相當微弱。《日經亞洲》分析，中國的汽車產業絕大部份的業績成長都來自海外市場。今年上半年，中國整車出口量達230萬輛，幾乎是去年的外銷總量，但在同一時期，中國車商的總利潤卻和同期比暴跌了20%，約1,950億人民幣；利潤率更是從2017年的8%慘跌至目前的3.8%。
有產業人士指出，中國企業內捲的情形，未來很可能會延伸至外國，因為所有中企都正走向全球發展。且有不少跡象顯示，許多來自中國的低價商品正對各國本土的競爭者造成價格壓力。以巴西汽車業為例，由於受到大量的陸製電動車和油電混合車的湧入，使當地車廠不得不削價競爭。降價固然有利於消費者，但同時也對政府帶來了保護本土產業和工作機會的龐大壓力。為此，巴西近期已將電動車和油電混合車的關稅調升至35%，並逐步取消對中國電動車組裝零件的免稅優惠。
另一個深受衝擊的對象便是德國。《日經亞洲》指出，有研究發現，德國製造業在2019至2025年間減少的52萬個工作機會中，有40萬個歸因於來自中國的嚴峻競爭。專家分析，歐元對人民幣實質升值了約40%，且伴隨著生產者物價衝擊。由於人民幣並未對此作出升值反應，其匯率被低估加上巨額的國家補貼，已嚴重扭曲競爭環境，進而重創德國的工業根基。
過去德國經濟的核心，是高單價汽車製造和精密機械設備；但如今，中國產品在品質上已可和德國媲美，且價格也低得多。這導致德國相關產業正面臨中國強大的競爭壓力。《澳洲廣播公司》（ABC News）指出，「中國衝擊」（China Shock）正成為德國自Covid-19疫情後，長期經濟停滯的關鍵原因。德國的經濟在2023和2024年都出現萎縮，2025年僅成長0.2%。儘管德國的失業率仍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但企業不時還是會進行裁員。值得注意的是，德國許多重要出口產業都和中國政府主力扶持的非常相似，加上美國對中國產品課徵重稅，使中國不得不另尋出口市場，而歐洲正為其首選之一。如今，德國對中國的汽車、巴士、火車、飛機、機械和醫療器材等商品進口量，已超出其出口量。有專家認為，中國企業已占據了德國工業的大部份市場。雖然歐盟已對中國的電動車等特定商品徵收反傾銷稅及平衡稅，但考量許多中企已將生產據點設置在歐盟各國境內，未來這些關稅工具對德國工業的保護成效，仍有待觀察。
德國是歐盟主要的經濟引擎之一，該國任何的經濟問題都會對鄰國產生連鎖反應。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分析，過去德國擁有先進的工業技術，尤其在汽車製造領域中更在全球占有領先地位。然而，在中國強大的競爭壓力下，福斯、賓士等知名德國車廠在全球的市占率不但下降，甚至還被被迫在中國生產，進一步造成德國工業空洞化。
雖然歐盟已意識到中國衝擊的挑戰，也利用貿易救濟等措施來因應，但布魯金斯研究院認為，歐盟尚未明確掌握這些挑戰的本質，只是將其籠統地歸類為「中國問題」。實際上，歐洲各國面臨的是補貼競爭、進口激增、不公平貿易、進口依賴等風險，以及更廣泛的競爭力問題。因此，歐洲需先釐清問題的性質，才能選擇對應的政策工具來應對。
不只巴西和德國，全球都高度關注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前美國貿易代表Michael Froman預測，一旦全世界無法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很可能會引發另一場全球經濟危機。他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投書中，先分析中國產能過剩的成因。Froman認為，在過去數十年，全球經貿秩序以自由貿易為主軸。在比較優勢的思維下，各國前往低成本國家的投資生產，打造高效率的供應鏈。而當時的中國恰好擁有低廉的勞動力和龐大的人口紅利等優勢，成功吸引各國投資，使其成為世界工廠。然而，由於各國長年製造業外流，導致自身陷入去工業化的困境；加上近年地緣政治風險升級，讓許多國家逐漸意識到供應鏈的脆弱，紛紛築起關稅高牆保護本土產業。這也導致當前的國際經貿環境已不如以往。此外，中國過去的經濟規模遠小於現在。因此，中國政府可採以二至三倍於全球整體經濟成長速度的出口成長策略，因為當時全球的需求足以消化其出口產品。不過，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今非昔比，若繼續沿用舊有的出口模式，最終必然會面臨全球市場萎縮。簡言之，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無法滿足其發展需求，而當中國出口機器停滯時，不只會對中國自身帶來沉重的打擊，也會連帶牽連該國其他的貿易夥伴。
Froman分析，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估計，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市占率成長的60%都是來自政府的補貼。中國政府主導的國家金融體系將大量信貸輸送給優先發展的產業，使中企大舉擴張。但結果就是讓整體產業陷入了惡性競爭，企業將價格壓低到成本以下，接受極低甚至負利潤，並繼續擴張以追求更大的市占率。事實上，有近30%的中國製造業正處於虧損狀態，高於Covid-19疫情前的2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非但不讓經營不善的企業退出市場，反而還扶持虧損企業以維持當地的就業和稅收，再加上人民幣長期被低估導致出口價格低廉，使中企能以相較他國低30%的價格，大量向海外出口。
北京雖已意識到產能過剩問題的嚴重性，也在去年啟動了反內捲運動。中國政府也在「十五五計畫」（2026至2030年）中提倡刺激消費的政策，但Froman認為，這並未改變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在「雙循環」政策下，北京仍致力推動本土製造業發展。換言之，中國的生產機器依舊運轉，其產能過剩問題短期內也難以解決。這很可能會在中國境內演變成一種潛在的經濟危機。一旦爆發，其影響勢必會蔓延至全世界。倘若中國對全球的原物料和中間財的需求大幅下降，將會波及大宗商品出口的經濟體。許多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發展中國家也會受到衝擊。以2012至2015年為例，當時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放緩，導致銅價下跌超過40%，石油下跌超過60%，鐵礦下跌超過70%。大宗商品價格的暴跌讓許多非洲南部國家的GDP成長大幅下降。不僅如此，澳洲、巴西和智利分別有25至40%的出口產品銷往中國；剛果和蒙古也有45至90%的商品出口到中國。這些國家的經濟高度依賴中國，一旦中國的進口需求降低，很可能會連帶影響這些貿易夥伴的經濟成長。
對此，Froman認為，中國可和美國等其他主要經濟體協調，逐步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而美國也可利用各國防範中國挑戰的共識，透過限制中國出口的方式，重新調整人民幣匯率並實現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人民幣將分階段升值，要求中國政府逐步減少對重點領域的補貼。
【由梁耀鐘、劉又銓綜合報導，Nikkei Asia，2026年8月29日；ABC News，2026年9月2日；Brookings Institution，2026年8月5日；Foreign Affairs，2026年8月13日】
